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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報記者 蔡夢吟 謝洋《中國青年報》（2014年12月01日07版）
　　今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，“倡導全民閱讀”首次被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。今年10月，保障公民的文化權利被寫入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決議。
　　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，廣東深圳在全民閱讀領域，又一次走在了全國的前列。從2000年開始，深圳將每年11月設立為“讀書月”，一做就是15年，成為這座城市閃亮的名片。
　　2011年8月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伊琳娜·博科娃造訪深圳，聽說閱讀是這座城市的重要基因時，也曾帶有疑惑。直到一天內兩次步入位於深圳市CBD的中心書城，看到到處都是席地而坐、手捧書卷的市民，她終於相信，堅持十幾年的讀書月，使閱讀已成深圳人的生活習慣。兩年後，她充滿敬意地將“全球全民閱讀典範城市”證書交到時任深圳市長許勤的手中。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全球城市關於全民閱讀的最高榮譽。
　　深圳讀書月從創辦開始，就不僅僅把目光放在市民閱讀推廣方面。現任深圳市委常委、宣傳部長，時任深圳市文化局局長的王京生在首屆讀書月舉辦時，就提出保障市民實現基本文化權利的理念。
　　深圳在城市文化建設上的探索，是中國社會轉型發展的一個縮影。而推動深圳讀書月從無到有、發展至今的這群人，則是這座城市精神文化高地的瞭望者。他們用遠見和堅守，奠定了這座城市的文化態度、文化底蘊，還有這座城市面向未來的志向。
　　一齣“雙簧”引出的讀書月
　　提起讀書月的來龍去脈，今年78歲的深圳圖書館原館長劉楚材滔滔不絕。
　　這位1997年以深圳市政協委員身份首次提出“在深圳創立讀書節”提案的老人，把讀書月誕生、發展的“首功”歸於王京生。
　　王京生給劉楚材的第一印象是個“文學青年”。
　　那是1988年冬天的一個下午，劉楚材正坐在深圳圖書館的辦公室里，一個圓臉平頭、戴眼鏡、操京腔的年輕人，開口問：“您是劉館長？我叫王京生。”時年33歲的王京生剛從團中央學校部調至《深圳青年》雜誌社任社長、總編輯。“他謙虛地請我對《深圳青年》多指教。”劉楚材回憶，兩人相談甚歡，成了忘年交。
　　那時《深圳青年》剛剛創刊，力圖成為深圳青年的文化陣地；而王京生也喜歡和人切磋辦刊思路——當時的他不會想到，數年後，正是自己推動並催生了全深圳人最重要的文化陣地——“深圳讀書月”。
　　很多人曾把深圳視作“文化沙漠”。就連王京生自己也曾對朋友憶起，剛來深圳時，滿街全是生意人；常有人攔住王京生熱情地問：“先生，聚丙乙烯要麼？”
　　但這就是“沙漠”嗎？王京生不認同。他相信“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”。
　　這種信心是有根據的：上世紀80年代中期，全國掀起“下海經商潮”，人們不再熱衷讀書，各地圖書館門庭冷落，而深圳圖書館卻人滿為患。劉楚材清楚地記得，1987年12月，深圳圖書館開館一周年之際向市民發放5000張借書證，結果引來大批人通宵排隊，“絕大多數是年輕人，還有替自己的戀人排隊的”。
　　劉楚材認為，這種“讀書熱”是深圳較早發展市場經濟的結果，人才競爭的壓力使大家紛紛讀書“充電”。這熱度在1996年11月深圳舉行的第七屆全國書市期間接近頂點：10天內圖書銷售額高達2177萬元，創造了包括訂貨總額在內的多項全國紀錄。
　　第七屆全國書市由深圳新華書店承辦。現任深圳出版發行集團公司（前身為深圳新華書店）副總經理的何春華記得，書市開幕當天，自己的皮鞋被擠掉了一隻；市民推著老式購物車購書；收銀員忙得沒空喝水吃飯……
　　如何延續這股熱情？劉楚材微微地一笑，和盤托出他當年和王京生演的一齣“雙簧”。
　　1997年3月，深圳召開政協會議，劉楚材提交了《建立“深圳讀書節”的提案》，儘管市政府回覆“很有價值”，但等了一年並無下文。
　　時任深圳文化局副局長的王京生得知此事後，一直在思索推動全民閱讀的他給劉老支了一招：“你再提一次，把文化局作為受理單位。”
　　劉楚材依計而行。1998年3月，提案被轉至深圳文化局，作為文化局的分管領導，王京生第一時間“接招”。“雙簧”圓滿落幕——同年7月，文化局聯合深圳市新華書店，制定了《深圳讀書節組織方案》。
　　放眼全國，讀書節找不到先例可循。劉楚材憂心忡忡地告訴王京生，1996年，北京圖書館有人提出應在全國設立讀書節，但設置這種節日需要經過全國人大討論通過。王京生靈機一動說，乾脆別叫“讀書節”，就叫“讀書月”吧。
　　2000年5月，深圳市文化局向市委市政府正式遞交了《關於在我市舉辦“深圳讀書月”活動的報告》，報告得到市委市政府領導的高度認可。在時任市委常委、宣傳部長白天的支持下，9月21日，市委宣傳部正式批覆“同意每年11月為‘深圳讀書月’”。當年11月1日，首屆深圳讀書月拉開帷幕，從此，深圳人有了一年一度的文化狂歡。深圳市3位德高望重的老領導李灝、厲有為、李海東欣然出任了讀書月的總顧問，從此相伴讀書月15載，一直到耄耋之年。
　　政府從“辦文化”向“管文化”轉變
　　光明日報駐深圳記者站站長易運文，曾在上世紀90年代初率先報道深圳讀書熱現象。
　　“國內很多活動都是風風火火開張，無聲無息夭折。”易運文說，在報道第一屆深圳讀書月時，他特意留了個心眼兒，避免在標題里出現“首屆”，“萬一第二屆沒有了不是糟糕了”。
　　易運文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，在讀書月首次舉辦讀書論壇時，就曾遭遇贊助難覓的尷尬。
　　當時作為讀書論壇組委會成員之一的胡野秋四處“化緣”，奔波於各個企業、單位，“對方錶面上都笑臉相迎，可說到最後，態度都是‘大力支持，一分不給’”。
　　“你對企業說要辦個演唱會，估計不愁贊助。但辦個讀書論壇，企業就都打退堂鼓了。”胡野秋回憶。
　　正當他一籌莫展之時，市宣傳文化事業專項發展基金撥出20萬元專款用於首屆“深圳讀書論壇”。
　　論壇活動場次多，要花銷的地方更多，為了省錢，胡野秋絞盡腦汁。他去找當時深圳大劇院的總經理，提出想租用場地。但大劇院場租的起步價要6萬元，好說歹說，對方鬆口說可以打個對折，3萬元。
　　“就一萬五吧……”戴著復古圓眼鏡的胡野秋，外表一副民國書生範兒，可砍起價來毫不含糊。最終，經理舉手投降，一萬五，成交。
　　胡野秋感慨：“當時，很多人對讀書月其實沒有信心，能否辦好、能走多遠，都還抱著懷疑的態度。”
　　作為改革之城的深圳，與國內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就是敢於並善於運用市場力量。2003年，在大型文化活動倡導社會化運作的大背景下，第四屆讀書月創新運作體制，開始採取政府委托承辦制，由讀書月組委會和承辦單位簽訂《第四屆深圳讀書月委托承辦責任書》，明確雙方職責權限，有效實現了政府由“辦文化”為主向“管文化”為主的轉變。
　　“圖書館借書的人再多，員工的收入也不會增加，他們幹嗎費那麼大勁；但企業不一樣，來的人多了，書的銷量就上去了，企業的效益跟員工的獎金都是跟讀者直接關聯的。”在深圳出版發行集團副總經理何春華看來，讀書月活動由當時的新華書店、現在的深圳出版發行集團承辦既有偶然性，也有必然性。當時汪順安等新華書店領導班子成員特別積極地操辦運作這件事。
　　錢塘潮如何激蕩錢塘水
　　八月十八潮，壯觀天下無。
　　對於深圳讀書月活動和市民日常閱讀間的關係，王京生有個生動的比喻：每年11月，就是我們讀書的錢塘潮，而全年的讀書就是浩蕩的、一直流淌的錢塘江水。
　　如何讓“大潮”年復一年地激蕩“江水”，深圳讀書月組委會費盡心血。
　　深圳市出版發行集團總經理、深圳讀書月組委會辦公室主任尹昌龍坦言，在讀書月辦到第七屆時，主辦方也曾遭遇“七年之癢”。
　　“第一屆讀書月的時候，我們工作人員喜歡喊一個口號，‘快快幹乾乾’，我們效率很高，讀者熱情更高。但到了第7年，我們的激情開始消退，思路開始陳舊。”這位北京大學文學博士，在籌備第七屆讀書月時，拋出一個富於激情的命題：“如何再出發？策劃、創新是生命線！”這得到王京生的認同。
　　王京生經常找尹昌龍等組委會工作人員，和包括現任《晶報》總編輯胡洪俠等在內的媒體人士進行“頭腦風暴”，商討活動如何創新。用胡洪俠的話說，“跟京生開會就像參加考試，必須言之有物，沒內容不行”。
　　在尹昌龍的回憶里，許多讀書月的創新成果，都來自那些小會——例如，圍繞互聯網辦活動，討論了無數次，才有了我們後來的“手機閱讀季”，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探索精品圖書的傳播。
　　2007年，胡洪俠當時供職的深圳商報與“讀書月”組委會聯合啟動了“年度十大好書”評選，胡洪俠是發起人之一。“我們發起好書評選的初衷很簡單。隨著互聯網的發展，讀書越來越有快餐化的傾向，許多好書不斷出版卻無人問津。我覺得，媒體應該承擔幫助讀者遴選好書的文化責任”。
　　讓胡洪俠有些意外的是，2007年“十大好書”評選結果剛一齣爐，上榜的圖書便銷量飆升。
　　一次，有位出版社老總告訴胡洪俠，他在美國出差時恰好看到“十大好書”評選結果出爐，他們社出的書赫然在列，於是一通越洋電話馬上打到了國內，“趕快加印兩萬冊”。
　　加印圖書背後，是更多被好書感染的讀者，這讓胡洪俠“體會到了一種非常具體的成就感”。
　　為了讓深圳市民能近距離地聆聽學術大家的聲音，“深圳讀書論壇”應運而生。國學大師饒宗頤、著名作家王蒙、武俠小說泰斗金庸等大師級人物輪番出現在歷屆讀書論壇上。
　　金庸與王京生初次相見的場面，為胡野秋津津樂道。金庸到深圳當天，王京生設宴接風。席間，金庸偶然提及《孫子兵法》中的一句話，不料王京生馬上把上下文倒背如流。胡野秋對那個場景記憶猶新：金庸當時非常驚訝，當場痛快地答應擔任讀書月“特別顧問”。
　　這樣的故事不勝枚舉。這讓與文化名家對話，不再只是精英們的權利——每年11月，在深圳各區的書城、圖書館，甚至是工廠、社區，市民和外來務工人員，都能享受到大師帶來的精神盛宴。
　　今年已經84歲高齡的北京大學教授謝冕，與深圳讀書月已經結緣14年。深圳的各大圖書館，以及許多廠區、學校，都曾留下過老人的身影。他告訴記者：“深圳讀書月給我的感受是越辦越接地氣，這讓我很受感動。”
　　今年讀書月開幕之際，謝冕給組委會發來了賀信。信中說：“深圳給人的啟示是，認定了目標，做一件有益的事，開了頭就不放棄，堅持把它做好。讀書月就是這樣，一群人把讀書月當成一個事業來做，一做就是15年，而且還要繼續做下去，做大、做深、做好。我熟悉這些人，他們都是我的朋友，我對這些始終堅持的人充滿了敬意。”
　　15年，是怎樣的一種堅持？
　　“這是一種高貴的堅持。”王京生說，市委書記、市長每年都帶頭參加讀書月活動，運作團隊15年如一日默默耕耘，數百萬市民年復一年地以極大熱情投身其中，都是讀書月得以持續開展的重要原因。
　　在王京生看來，提倡閱讀其實源於一種良知，良知告訴我們，閱讀不僅關乎一個人成長進步，不僅關乎一個人的快樂和他內心世界的豐富，不僅關乎一個民族的強盛，更重要的是它關乎人類的可持續。“人的可持續是最重要的可持續，而人的可持續最重要的是通過閱讀獲取知識，這就是我們能夠不斷推動讀書月的重要原因。”王京生說，在閱讀之中實現自己的、國家的、乃至人類的進步目標，這就是城市最可貴的東西。　　（原標題：一座城市和她的精神文化瞭望者）